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防疫复工两手抓 煤矿产能复产率创新高

[34]渡边洋三虽然是民法学者，但其有关行政法学的理论对于日本行政法学界影响较大，例如，今村成和的行政特有法论、高柳信一的市民公法论、室井力的行政公共性论等行政法学理论都可以说是在渡边洋三私法特别法论的引导下提出的，在这些行政法学理论中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

[152] 关于哪一宪法机关拥有决定军队部署使用的权限，基本法亦未做出明确规定。[115] 2.集会自由的最新发展 30年前，宪法法院在布洛克多夫裁定（Brokdorf）中指出，基本法第8条第1款的集会自由基本权利属于民主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功能元素，由集会自由所保障的集体性意见表达，构成了自由民主国家秩序的建构性元素。

[170]由此出发，对于宪法法院此次裁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是，联邦警察的支援行动到底应由联邦议院还是相应的州议会负责并加以民主正当化？ 根据宪法法院的判断，关于联邦警察基于基本法第35条第2款第1句的支援行动，只有在其依据由基本法确立并由《联邦警察法》加以详细规定的职权分配方案，系属联邦职责范围之时，联邦议院及其议员和党团对此才享有质询和信息权。以下首先介绍德国国家教会法与宗教宪法的法律框架，进而对这三个裁定逐一进行分析。[143]但在本案中并不明显存在上述情形。[28]尽管如此，目前积压在宪法法院的未决程序仍有3600余件。田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79] 3.主治医生裁定 主治医生裁定是联邦宪法法院2014年10月22日做出的一个国家教会法领域的重要裁判。[117]在此背景下，宪法法院始终强调，仅仅因为这些集会所表达的内容伤害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道德情感（Anstandsempfinden），尚不足以构成集会法上禁止或限制的理由。[13] 行文至此，笔者先行假设，学位授予类案件中司法对不同类型学位授予要件的尊重是有区别的。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3条规定：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学士学位。而在汪芃诉巢湖学院案中，[56]虽然并没有否定自治要件本身，但是法院认为对该条款理解上出现的分歧，根据法的一般适用原则，应当作出对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解释，则是从方法论上做出偏向学生权益保障的处理，也是一种值得推敲的方式。[19] 上述自治内容皆为《立法法》第9条明确的法律保留事项，各项自治的内涵与程度又有所不同。 （一）品行要件 《条例》第2条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原则性规定，能否作为学位标准与其他要件并列是有争议的，但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有关法规、规定解释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认为该条基本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涵盖了对授予学位的人员的遵纪守法、道德品行的要求。

参见黄舒芃：《行政命令》，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94页。[37] 通过在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Openlaw、无讼等案例平台搜索关联《学位条例》第4、5、6条的行政诉讼案例，笔者筛选出2003年至今的在判决书中将高校学位授予要件作为争议焦点，并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评价的判决书共计35份，以此作为本文论证与批评的实证材料。

换言之，如果属于毕业要件内容，且已准予毕业，高校就不能再以毕业要件不符合为由而拒绝授予学位。最后，即使校规与国家立法不相冲突，校规的合法性仍需受到学术自治的内在的限制，即是否遵循了‘法定的基本原则。[33]因此，不妨将此行政解释的效力异议暂且搁置，而纳入一致的体系中去讨论，这类法定要件可归为品行要件。[54] 如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毕业门槛‘只考核却不提供教育，不仅与大学之教育精神不合，也不符合大学法第27条：‘……学生修毕学位学程所规定之学分，经考核成绩合格者，大学应依法授予学位之规定。

基于上述梳理，下文将再次回到高校学位授予类案件的司法审查问题，进一步对学位授予的法定要件做出区分，以明晰高校自治要件的创制边界。品行要件是后两者的基础，可以直接产生开除学籍、不准予毕业、不授予学位等多种不利后果，属于特别法律关系中对学生权利有重大处分的基础关系，而且品行要件并非纯粹的学术性内容，更多是一般观念上的管理性内容，不应获得与学术性内容同等的司法尊重。而济南大学未提交这类成绩册，不能证明杨永智的思想品德课程未达到成绩优良的条件。3.评析与问题 杨永智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观点差异给了我们某些启示：一方面，高校学位授予要件并非都是学术内容，不同要件必须对应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错位适用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巨大差异。

 （二）学位授予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另一部分高校权利，是依法授予的教育行政权，高校在行为时的身份是等同于行政机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学位授予权即属此类。注释: [1]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

[4] 法院认为：《办法》第25条赋予华中科大在不违反《条例》所规定授予学士学位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权力和职责，华中科大在此授权范围内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属于学术自治的范畴。笔者同样坚信，判决对法律规范的适用和解释形成了运行中的学位制度，而对于判决中司法者的观点和思路的整理，也能够对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助益。

[39] 除了处分类内容，自治品行要件的范围还因《复函》扩大至道德品行，对于这类因素，杨永智案中法官的处理办法非常明智，即要求校方提供法定形式的考核成绩册来限制道德品行的任意解释与适用。因此，学位授予要件的合法性审查框架可以聚焦至：作为授权目的的《条例》第1条，作为授权内容与范围的《条例》第2、4、5、6条与《办法》第3、6、10条。7.做成判断的行政机关，其组织是否合法且有判断的权限。接着指出本案中济南大学提供的《济大学籍条例》系根据《规定》的精神制定的本校有关学生学籍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而不是根据《办法》的授权制定的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在白紫山等人诉武汉理工大学案中，[51]审理法院虽然认可学校如何规定自己学校学生的质量和水平属于学术自治领域，但仍要将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解释为基础课程，从而涵摄至上位法的解释基准，以此强调法院对高校自治要件所做的合法性框架审查。即权衡促进学术水平与学生权益保障之间的利益平衡。

而自治毕业要件固然允许在自主范围内进行创设，却只能在是否准予毕业的法律效果内适用。近年来，退学处分、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纠纷相继进入行政诉讼的救济管道。

由此，通过司法途径对高校学术自治形成了一种制度性保障，使《宪法》、《高等教育法》中科学研究自由的规范目的得以落实。[17]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条，《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条。

[26] 德国的乌勒教授1956年在德意志公法学者年会发表的《论特别权力关系》一文，正式提出了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的两分法，大幅度修正了过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所呈现出来行政权过度的专断，对理论与实践均产生巨大影响。首先，针对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事项，高校可完全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具体规定。

[3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三、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济大学籍条例》系根据《办法》授权制定的有关本校学士学位管理方面的细则，并不违反上位法的相关规定。《条例》第4、5、6条中，作为达到学术水平前缀的成绩优良、通过硕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应该归类到哪种类型的要件呢？文义上而言，后两者显然属于毕业要件，但此处的成绩优良却可产生三种解释：第一种，成绩优良是独立于第4条其他学术水平内容的学术要件。[24] 而笔者认为，行政权抑或自治权的分歧在理论上都不会影响司法审查对高校学位授予类案件的介入。

因此有学者提醒，从实务看,我国大陆法院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并没有从法律和规则的结构出发展开对高校行政案件的审查,往往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司法监督无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对判断余地的有限审查仅仅意味着司法权在特定条件下对学术自治的尊重，而非不予审查，根本不存在形式上的司法审查能否介入学术自治的界限问题。

但是，考察相关案例，笔者发现司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在于要件适用上。[11]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1条、第13条第1款。

最后，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事项，高校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即相关领域的国家行政都可以介入，高校自主的空间最低。参见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04）集行初字第1号，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页。

[14]学术自由（Wissenschaftsfreiheit）是源自德国法的一个基本权利概念，包含研究(Forschung)与讲学(Lehre)。[26]同时，从外部的人权理论而言，随着法律保留原则中重要性理论的发展，现代行政法理论的通说多对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主张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关于在学关系教育事项的处置，如果涉及组成分子基本权的实现且具有重要影响者，立法者须自行以法律加以规定，或至少在目的、内容与范围明确的法律授权下，才能交由教育行政权决定。在此类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应当审查行政主体确认行为是否基本符合法条规定，而不能无限制的对条文的内容进行审查。法院可以在合法性审查的框架下，积极探寻各法定要件下的高校自治要件所对应的不同审查强度。

《条例》第4条中‘较好、‘初步能力等字眼均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具体的解释适用是由高等院校作出的。其次，尝试回归《学位授予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及《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范文本，区分高校学位授予的各类要件。

[46]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6] 参见王林辉与武汉大学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武行终字第108号行政判决书。

另一方面，由于专注于高校自治的提倡与证成，以往的理论研究都着眼于对高校自治的‘保障而非‘限制，多数讨论往往预设：保障大学自治，就能维系学术自由。但是，在高校学位授予类案件中，学位授予标准大多都是学术要件，若一概作为判断余地，该类案件的司法救济很快就会形同虚设。